耕地科学安全利用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维护耕地系统健康是当前我国面临的“卡脖子”难题。乡村振兴促进法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严格保护耕地”“建设并保护高标准农田”“推进农村土地整理和农用地科学安全利用”“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推动种养结合、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优先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实施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实行耕地养护、修复、休耕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等，把耕地保护修复放到了突出位置。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保护修复耕地、建设生态型农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我国耕地资源利用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

耕层变薄、有机质含量持续性下降问题严重。根据全国耕地质量等别调查与评定成果，全国耕地分为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和低等地，其中，优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2.9%，高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26.5%，耕地质量本底较差。同时，由于片面追求产量产值、长期积累性的过度开发与利用，在农业连续增产的同时耕地质量下降显著，我国粮食主产区耕地普遍存在不同程度耕层变浅、容重增加、养分效率低等问题，东北地区黑土层厚度已由开发初期的80～100厘米下降到20～30厘米，部分地区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由原来的3%～6%减少到现在的2%～3%；华北平原耕层厚度低于适宜耕种厚度3～7厘米；西北5省区盐碱耕地面积超过4000万亩，一半以上属于中重度。

耕地有机肥施用量不足。我国自古以来就强调种养结合，这既能提高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利用率，又提升土壤肥力，实现生态良性循环。然而，近几十年来规模化、集约化养殖模式普遍导致种植业和养殖业分离，畜禽废弃物利用率低，农田普遍使用化学合成肥料，长期“重化肥、轻有机肥”，我国有机肥施用占肥料施用总量的比例从1949年的99.9%到1990年的37.4%，2000年降至30.6%，目前该比重已经降至8%～10%。

环境污染严重。当前，我国对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已经远远超过世界各国的平均用量， 国际上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每公顷225千克，但2017年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每公顷434.3千克，是国际安全上限的1.93倍，在不少地区施用量已超过国际标准上限的3.3倍。据调查，我国集约化农区每年每亩平均施纯氮30～40千克，磷20～30千克，实际利用率不到40%；农药年投放量20多万吨，仅有20%～30%起作用，过量未被利用的养分通过固定、淋溶和挥发等进入环境，造成土壤板结酸化，重金属超标，水体污染等，加速了生态的恶化。

耕地生态建设滞后。耕地是典型的半人工半自然生态系统，提供了粮食生产基本功能以及气候调节、空气净化、水文调节、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功能，这些功能依赖耕地本体健康及其与周边生态系统的连通互作。但我们对耕地生态功能关注度并不高，耕地生态系统认知理念滞后，缺乏半自然农田生态环境营造与维护，耕地生态系统稳定性、抗逆性大幅下降。对耕地功能认识的单一也造成耕地常常成为生态建设、城市美化的牺牲品，同时，耕地上的产品价格也不能反映耕地经济产出外的其他非市场价值，对耕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耕地生态领域技术支撑不足。在耕地生态建设领域存在投入分散， 科技整体创新度与产业关联度弱等问题。农民没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对复杂的农业生态系统进行科学设计，在实践中也缺乏对新技术应用的探索，缺少耕地生态保护的激励约束机制与政策。在耕地生态功能多元化开发与利用、区域尺度面源污染治理、农田半自然生境设计与管护、种养结合布局与技术标准等方面科技创新支撑力依然不足， 特别是适应和支撑未来发展的“卡脖子”理论、关键核心技术以及产品装备研发还未完全突破，大部分成果还没有完全熟化落地。

我国耕地生态建设的认知探索与发展实践

从传统农耕文明到现代生态型农业，我国对耕地生态建设的认识逐渐深入，乡村振兴促进法中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章节对现代生态型农业进行了具体描绘。自然生态安全的农业是今后的目标和方向，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

我国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农业经营与技术手段，具有显著的科学性。如《齐民要术》中记载了轮作、种植绿肥以及施用粪肥等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沈氏农书》记载了明清时期在太湖地区推行的“农牧桑蚕鱼系统”，通过种养结合来维持农田生态系统功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国目前保留下来的农业文化遗产中很多都是高效利用土地空间种养相结合的生态复合农（渔、牧）业系统，这些农业系统观念和技术至今依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对提高农村水土效用、保护修复耕地、维护农业生态平衡、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近年来认识发展的3个阶段。

一是生态理念宣贯阶段。在全球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以及巨大的人口压力等复杂背景下，在传统生态型农业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受国内外循环经济思想与方法的启发，人们认识到需发展循环型生态型农业来保护耕地，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生态农业工程，组织了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宣传推广生态循环理念，通过因地制宜、政府扶持、农民响应，在我国南方形成了“猪-沼-果”等模式，北方形成了“大棚-养猪-厕所-沼气”等模式。在立体循环模式中畜禽粪便进入沼气池产生沼肥，为农作物提供了高效有机肥，为土壤补充了有机质，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提高了资源利用率，改善了生态环境。

二是问题导向的“修补”阶段。2003年《土地开发整理若干意见》发布，以保护耕地为目标，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基本原则，明确了土地开发整理的内容，包括归并零散地块、修筑梯田、整治养殖水面；建设农田配套工程和防护设施；治理沙化地、盐碱地、污染土地，改良土壤，恢复植被。2006年确定了116个国家级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将基本农田建设作为主要内容。此阶段的耕地保护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主要是为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粮食生产能力，针对耕地利用中存在的障碍因子采取工程、生物等措施，来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改善生态环境。

三是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阶段。“十二五”“十三五”时期发布了两轮全国土地整治规划，统筹推进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坚持土地整治与生态保护相统一，在积极补充耕地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耕地质量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在农用地整理中要求推进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开展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建设，加强退化土地修复和耕地修复养护，发挥农田景观和生态功能作用。充分认识到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考虑国土空间的系统性和整体性，通过国土综合整治来实现优化空间格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国土空间品质。将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进行整体优化，按照系统治理的要求，统筹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和乡村生态保护修复各项活动，从而实现耕地的保护修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自然生态安全的农业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进入生态文明阶段之后，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们对耕地的需求已不再满足于提供农产品，还包括基于农民就业与生存保障、农耕传统文化、农田独特的生态景观、生物栖息的场所、空气与地下水的净化等丰富的社会生态需求。乡村振兴的基础在农业，推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增加优质、安全、特色的农产品供给，建设自然、生态、安全型农业，推行乡村绿色发展方式有助于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有助于发展优势产业，开发农业多功能属性；有助于不断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竞争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